出狱那年，刘病已四岁。
丙吉没有把他随便交给什么人。他亲自驾着一辆半旧的马车，把孩子送到了长安城东的史家。史家是太子刘据的岳家，刘病已的祖母史良娣就出自这个家族。史家在巫蛊之祸中受了牵连，丢了爵位、散了门客，只剩下一座三进的旧宅和几个不肯离去的老仆。但他们毕竟还活着，还有一口饭吃。
史老太（史良娣的母亲、刘病已的曾外祖母）已经七十多岁了。她满头白发，背弯得像一张弓，但眼睛还亮。丙吉把孩子领到她面前时，她正在廊下晒着太阳剥豆子。她抬起头看了看这个瘦弱的孩子，又低头继续剥豆子，过了半晌才说了一句：“长得像他祖父。”
然后她把装豆子的竹篮往旁边一推，展开双臂将孩子揽进了怀里。
刘病已不记得被祖母以外的人这样抱过。在监狱里，丙吉不抱他，不是不愿意，是来不及，也顾不上。胡组和郭徵卿倒是常抱，可那种抱和一个真正的祖母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此刻他伏在史老太怀里，闻到一股淡淡的皂荚味和阳光晒过的棉布气息。他把脸埋在老人的衣襟里，肩膀微微发抖。
丙吉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幕，微微偏过头去。
史老太没让他急着走。她让老仆去灶房热了两碗粟米粥，一碗给丙吉，一碗端到了病已面前。孩子接过碗，看了丙吉一眼。他还在等丙吉先动筷子。这个动作让史老太多看了他一眼。一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没有人教过他规矩，但他自己学会了。
这不是规矩。这是监狱里养出来的本能，凡事等着大人们先做，因为任何自作主张都可能惹来灾祸。
丙吉吃完粥便走了。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马车在巷口拐了个弯便消失在灰蒙蒙的尘土中。刘病已站在门前的石阶上，看着那团尘土慢慢落定，忽然蹲下来，用手指在石阶的缝隙里抠出了一根草茎，攥在手心，攥了很久。
史老太走过来，牵起他的手，把他领进了内院。
从那天起，刘病已有了一个可以叫“家”的地方。
史家不富裕。用“拮据”来形容也许更准确。史老太靠一点微薄的田租和一两个老仆的帮衬维持着日常用度，饭桌上最常见的是粟米饭和腌菜，逢年过节才能见到一点肉腥。但史老太从来没有让他饿着。她把自己碗里的饭拨给他，说自己年纪大了吃不了那么多；她把别人送来的两个鸡蛋煮了塞进他怀里，说小孩子长身体要补一补。
刘病已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穷”。他只知道每天吃饭时，曾外祖母总是吃得很慢，夹一筷子菜要嚼上很久。很久以后他才明白，那是她在等他吃完，等他吃饱了，她才开始真正吃饭。
在史家住了两年之后，他的名字被重新写入了宗室名册。张贺（掖庭令，一个曾经在东宫当过差的小官）替他把这件事办成了。张贺曾是太子刘据的家臣，按理说早该被清洗掉了。但他在掖庭做官做得太卑微，卑微到所有人都忘了他的来历。而正是这个被遗忘的人，悄悄把一个流落在民间的皇曾孙重新接入了皇族的边缘。
恢复宗室身份之后，刘病已从史家搬到了掖庭。每月他可以从少府领到一份宗室口粮：几斗粟米、一匹粗布、一小袋盐。不多，但够一个人活着。
他的住处被安排在上林苑边缘的一排低矮的廊舍里，隔壁住着掖庭的低级官吏和杂役。出门往东走三百步是太液池，往西走两百步是一个卖豆腐的作坊，再往南走，穿过一条窄巷子，便是长安城最热闹的西市。
西市是另一个世界。
这里没有未央宫的朱门碧瓦，没有达官贵人出行的仪仗和簇拥。这里有卖粟米粥的小摊，有屠狗的屠夫，有编竹篮的老妇人坐在路边一编就是一整天，有从关外来的商人牵着骆驼在泥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空气中混杂着烤饼的焦香、马粪的臭味、铁匠铺里烧红的铁与冷水相激时腾起的白雾。三教九流，鱼龙混杂。
刘病已喜欢这里。
他喜欢站在卖烤饼的老翁摊前看人家揉面、擀饼、贴炉，喜欢蹲在狗屠的案板边看屠夫几刀下去便拆开一整条狗腿，喜欢跟着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学他们怎么喊“卖——醋——嘞——”，尾音拖得又长又亮，一条街都能听见。
没有人知道他姓刘。没有人知道他是武帝的曾孙。他穿一件领口洗得发灰的粗布短衣，踩一双草鞋，晒得黝黑，说话时偶尔冒出两句从狗屠那里学来的粗话。他和这条街上任何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没有任何区别。
而这恰恰是他和历代汉朝皇帝最不一样的地方。
高祖刘邦虽然也出身草莽，但他是泗水亭长，是带过徭役的吏，不是真正的底层。文帝在代国为藩王时养尊处优。景帝生于深宫长于妇人。武帝更不必说，他三岁就被封为胶东王，六岁立为太子，一生从未踏出过皇家的围墙之外。
只有刘病已，蹲在狗屠的案板边啃着一张刚出炉的烤饼，油汁顺着下巴往下滴，边啃边听旁边的老农说今年雨水太少、收成怕是又要减一半，听完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一亩地产多少粟，少府抽多少赋，佃户剩多少口粮。这比任何太傅讲给他的《春秋》都要实在。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许广汉。
许广汉是掖庭的一个小吏，管着几间库房，官阶低得几乎等于没有。他本来不姓许，或者说，他本来不应该是个小吏。他年轻时做过昌邑王的郎官，有品级、有俸禄、有前程。后来不知得罪了什么人，被安了个罪名下狱，受了宫刑，从此再不能做官，只能到掖庭来管库房。
他有一个女儿，叫许平君。
许平君到了该说亲的年纪，许广汉在自家院子里摆了一桌简单的酒菜，请了几个相熟的同僚来吃饭。刘病已也在。他不是被正式邀请的。他只是路过，被许广汉一把拉进了院子，说“小刘来了刚好，凑个热闹”。
席间人多嘴杂，许平君从灶房里端菜出来，低着头，不看任何人。刘病已坐在角落里，手里捧着一碗粟米饭，看见她走过来，手里的筷子忽然停了一下。
许平君穿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裙，袖口上有两块补丁，针脚细密齐整，是自己缝的。她端着木盘的手指节粗糙，是被井水泡久了的缘故。她脸上没有任何脂粉，眉目普通，算不上漂亮，但她的笑容安安静静的，像冬天的炉火，不灼人，却能照暖一整个房间。
她把菜放到桌上，抬眼时恰好对上了刘病已的目光。两个人都愣了一下，然后同时移开了视线。
许平君转身回了灶房。
刘病已低头扒了口饭，饭粒粘在下巴上，他浑然不觉。
后来他经常去许家。许广汉一个人住，许平君替他洗衣做饭、收拾屋子。刘病已来了，许平君便多备一副碗筷，不多说什么，只是把饭菜端出来，偶尔说一句“今天炖了萝卜”或者“没有肉了凑合吃吧”。刘病已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客人，有时候还进灶房帮忙添柴烧火，柴没劈好差点把手指剁了，被许平君笑了一整个晚上。
许广汉坐在院子里喝着寡淡的水酒，看着两个年轻人在灶房里忙活，锅里的油烟气混着笑声从窗户飘出来，他忽然觉得这间破败的小院子也没那么糟。
刘病已向许平君求亲那天下着雨。
长安的秋雨绵绵不绝，敲在瓦片上叮叮咚咚响了一夜。刘病已站在许家堂屋里，浑身上下被雨浇得透湿，鞋上糊满了泥浆。许广汉坐在一把吱呀作响的木椅上，手里端着一碗冷掉了的茶，盯着他看了很久。
“你知道我女儿嫁给你意味着什么吗？”许广汉问。
“知道。”刘病已说，“我一穷二白，除了一条宗室的姓什么也没有。”
“你知道就好。”
“但我能让她吃饱。”
许广汉把茶碗放下，碗底磕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他偏过头去，沉默了一会儿。窗外雨声更大了，雨水顺着屋檐灌进水缸，咕嘟咕嘟的响。
“平君，”许广汉朝灶房里喊了一声，“你出来。”
许平君从灶房里走了出来，手上还沾着和面的面粉。她站在父亲身边，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对面那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
“他跟你说了什么？”许广汉问。
“他跟我说过。”许平君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你不后悔？”
“不后悔。”
许广汉叹了口气，又端起了茶碗。茶早就凉透了，但他还是喝了一口。
“行吧。”他说。
婚事就这样定了。没有媒人，没有聘礼，没有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刘病已用自己攒了半年的俸钱（每个月从少府领来的那点宗室口粮里省出来的几枚铜钱）给许平君买了一支素面银簪，簪头上錾了一朵小小梅花。许平君接过去，插在发间，对着灶台上的水盆照了照，回头笑了一下。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许家门槛上，看雨停之后的月亮。月光洒在小巷的石板上，湿漉漉的反着光，像一条银色的河。许平君的头靠在刘病已肩上，头发里还残留着灶烟的味道。
“病已，”她轻声说，“你说你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希望病快点好的意思吧。”刘病已随口答道。
“那你给自己重新取个名字好不好。”
“取什么？”
“不知道。反正不是‘病已’。你已经好了。”
刘病已偏头看着她，月光落在她的头发上，把那支素面银簪照得隐隐发亮。他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忽然伸手揽过她的肩膀，把她整个搂进怀里。
“行。”他在她耳边说，“以后我要是有机会取字，就叫你帮我取。”
“我不会取字。我又不识字。”
“那我教你。”
许平君笑了：“你教我？”
“对。先教你的名字。”
他拉过她的手，在她掌心用指尖一笔一划地写：许。平。君。
许平君低头看着掌心那些看不见的笔画，像是在看一幅世间最要紧的地图。她把掌心合上，攥成拳头，仿佛把那些字收进了手心里。
月亮升到了巷口的槐树梢。远处西市最后的几家酒摊也收了。长安城沉入了一片安静得近乎透明的夜色中。
那个时候的刘病已还不知道，就在同一年，未央宫里的汉昭帝刘弗陵将会在某一个清晨突然驾崩，而他这个尚书里巷里搂着妻子看月亮的年轻人，即将被一个叫丙吉的人和一个叫霍光的权臣推向那张天下最孤独的椅子。
他只是在月光下握紧了许平君的手。
她的手是凉的。
他捂了捂，便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