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刘彻即位第二年。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下诏举贤良方正。诏书发出去，天下震动。各郡国推举上来的人挤满了长安的驿馆，有白头的，有青衫的，有从齐地走了三个月才到的，脚上的鞋磨穿了底，露出满是血泡的脚趾。他们被安排在公车署等候召见，有的人等了十天，有的人等了一个月。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位新皇帝和先帝不一样。
刘彻确实不一样。他在便殿里一对一召见了这些人，从清晨坐到黄昏，中间只喝一碗粟米粥。他问他们治国之要、治乱之本、天人之道。每一个回答他都在听，不是敷衍地听，是把对方的话在脑子里再过一遍的那种听。有些人说了半天全是套话，他客气地点头，下一个。有些人开口就让他坐直了身体。
董仲舒是最后一个被召见的。
他从广川来，年纪不大，蓄着一把稀稀拉拉的胡子，说话的时候喜欢眯着眼睛，像是在看很远的地方。他说的东西和前面的人都不一样。他说天和人不是两件事，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人有男女；天有五行，人有五常。所以人间的制度和天上的秩序是一一对应的。
刘彻让他说了很久。宦官进来换了三回茶，又悄悄退了出去。
“那依先生之见，”刘彻在董仲舒停下来换气的时候开口，“当今天下，该用什么治国？”
“春秋。”董仲舒说，“《春秋》之中，是非善恶，褒贬进退，无所不包。陛下若能以《春秋》之义决狱、用人、理政，则天下可坐而治。”
他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无数份奏章、无数册史书、无数篇策论，但在那个午后，它只是从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落进了另一个人的耳朵里。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刘彻沉默了很久。他坐在案后，手指轻轻叩着膝头，目光落在案上摊开的竹简上，又好像穿透了竹简，看到了更远的东西。他想起太傅卫绾教他的《春秋》，想起母亲教他的那些被改过的《诗》，想起父亲躺在病榻上说的那句“天下不是打下来的，是等来的”。
他等了太久。从六岁等到十六岁，从十六岁等到现在。他终于可以不用再等了。
“先生留下。”他说。
董仲舒没有当上大官。刘彻只给了他一个江都相。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但他留下的那句话，像一颗钉子楔进了未央宫的梁柱，拔不出来了。
真正站在前台执行新政的，是两个人。一个叫赵绾，一个叫王臧。
赵绾是御史大夫，王臧是郎中令：一个是监察官之首，一个是禁卫军之首。两人都学《诗》出身，都受了鲁地大儒申公的教导。他们在朝堂上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像，不急不缓，但每一句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从不拐弯。那个方向，刘彻已经默许了。
他们提出了一整套计划。第一步：建明堂。明堂是天子朝会诸侯、祭祀天地的地方，形制有严格的规定，但自从秦火焚书之后，明堂的具体规制已经失传了。赵绾建议派人去鲁地，把申公请到长安来，让他亲自设计。第二步：改历法。汉承秦制，沿用颛顼历，但赵绾认为新朝当用新历，以正月为岁首，以应天道。第三步：易服色。秦尚黑，汉初沿用。赵绾建议改尚黄：土德，克秦的水德。还有第四步、第五步、第六步：令列侯就国、除关传、检举宗室及诸窦不法者。
每一步都踩在同一个人的脚上。
窦太皇太后住在长乐宫，离未央宫不远。她的眼睛瞎了很多年，但她的耳朵确实没有聋。建明堂、改历法、易服色的消息传进长乐宫的时候，她正坐在榻上，手里捻着一串木珠。木珠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殿里一下一下地响着，节奏均匀，不急不缓。
她听完宦官的禀报，手里捻珠的动作停了一拍。然后继续捻。
“皇帝在做什么？”
“回太皇太后，陛下正在便殿里。赵绾在御前侍讲。”
“讲什么？”
“讲明堂之制。还有……”宦官的声音低了下去，“还有令列侯就国的事。”
木珠停了。
“去叫太尉和丞相，到长乐宫来。”
宦官退了出去。殿里只剩下窦太皇太后一个人。她坐在那里，眼睛睁着，朝向窗外，虽然她看不见窗外的东西，但她知道那里有什么，有什么都没有变。文帝在位的时候是这样的，景帝在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黄老之言，清静无为。不折腾，不乱动。这才是刘家治天下的根本。现在她的孙子要把这些连根拔掉。
她把木珠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木珠硌在她枯瘦的掌心上，压出几个浅浅的圆印。
赵绾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给刘彻上了一道密奏，建议以后朝政大事不必再请示长乐宫。他认为皇帝已经成年，太皇太后双目失明，不应再干预朝政。
刘彻看了那份奏章。他坐在便殿里，把竹简摊在案上，从头到尾读了两遍。窗外下着雨，雨点打在铜瓦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把竹简卷起来，放进袖子里。他没有批复。没有点头，没有摇头，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他只是把它收进了袖子里。
但他没有把它藏好。
窦太皇太后的耳朵听到了这件事。不是从密奏里听到的。她看不见，读不了密奏。是有人告诉她的。具体是谁，史书上没有写。也许是某个在便殿门口值夜的宦官，也许是某个对赵绾的儒学不满的宗室子弟，也许是武安侯田蚡。他是王娡的同母异父弟，刘彻的舅舅，此时也已经免了官，闲居在长安城里等着看风向。谁说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听到了。
那一年是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彻十八岁。他即位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现在才发现自己还是太年轻。
窦太皇太后传召。
不是召见皇帝，是召见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及宗正。刘彻坐在便殿里等消息。他等了很久。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把院子里那棵槐树打弯了半边枝条。雨水沿着瓦当淌下来，在台阶上砸出一排密密麻麻的小坑。
宦官跑进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水。他跪在刘彻面前，声音发抖，雨珠顺着衣角往下滴，在地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陛下，赵绾和王臧被下狱了。”
刘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听见了。他听见了每一个字。但他没有站起来，没有摔东西，没有问为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手放在膝头上，手指缓缓地收拢，攥住了膝头上的布料。布料粗砺，硌在指节上。
“罪名是什么？”
宦官低着头，不敢看他的脸。“太皇太后下令，说……说赵绾和王臧蛊惑圣听，变更祖制，罪不可赦。”
殿外一声炸雷。雨更大了。
赵绾和王臧死在了狱中。不是被杀的，是自杀。他们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也选择了体面的方式结束自己。赵绾先死，用衣带自缢于囚室。王臧随后，以同样的方式。两个人的尸体被抬出监狱的时候，裹在一匹粗麻布里，雨水把麻布打得透湿，紧紧贴在尸身上，显出下面僵硬的轮廓。
消息传进长乐宫时，窦太皇太后正在喝茶。她放下茶盏，没有说话，手里的木珠又开始转动了。一颗一颗，从拇指拨到食指，从食指拨到中指，节奏均匀，不急不缓。
消息传进便殿时，刘彻正在批奏章。宦官跪在地上说完了那句话，便殿里安静了很久。铜壶滴漏还在响，一滴一滴，像是有人正耐心地把时间敲碎。又像是有人正耐心地数着谁的命。
刘彻把笔放下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雨还在下，窗外的槐树被打断了一根枝条，断口白森森的，像一根骨头戳在灰色的天幕下。他站在那里，背对着门，雨声灌满了整间便殿。
他想起建元新政刚开始的时候，赵绾和王臧站在便殿里，跟他讲明堂的规制、历法的算法、服色的寓意。他们的眼睛发亮，声音沉稳，每一句话都带着一种确定不移的力量。他那时候觉得，只要有这两个人在，变法改制不过是时间问题。现在他知道自己错了。他错在以为时间只属于自己。窦太皇太后也有时间，她的时间长得多，分量也重得多。她用几十年的时间熬干了文帝，熬干了景帝，现在又来熬他。她是黄老之学养出来的人，无为不是不做，是等。等到对手犯错，等到时机成熟，等到你伸出的手还没来得及攥成拳头，就把手腕给你掰断了。
他还差几天满十八岁。他的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当天晚上，雨停了。未央宫的殿脊在洗过的夜空下泛着幽暗的铜光。刘彻独自坐在便殿里，面前摊着的奏章一个字也没有批。他伸手从袖子里摸出赵绾那道密奏，竹简已经被体温焐热了，上面的字在烛火下微微泛黄。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竹简放进铜灯里，看着火苗舔上竹片的边缘，一点一点往上爬，把那些字烧成了灰。
烧到最后一截的时候，他松开了手。竹简落进灯油里，火苗蹿起来，照亮了他没有表情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