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王刘武死后，刘启的皇位终于坐稳了。
没有兄弟争位，没有母亲施压，没有太子之争，至少暂时没有。帝国的朝堂上下一片平静，官员们按部就班地处理着各自手中的事务，没有人敢在这个时候触皇帝的霉头。但刘启自己知道，还有一个人没有解决。
那个人是周亚夫。
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后，被刘启拜为丞相。这是人臣之极，太尉掌兵，丞相掌政，周亚夫一人先后将两顶帽子都戴过。他的威望在朝中无人能及，他的功勋被天下人传颂，他的名字甚至传到了匈奴人的耳朵里。而这一切，恰恰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
周亚夫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可能在丞相的位置上坐得长久。他为人刚直，不善逢迎，更不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他习惯于用军中的逻辑来处理朝政，是非分明，令行禁止，绝不妥协。但在朝堂上，这种性格是致命的。他得罪的人越来越多，而他自己浑然不觉。
裂痕最早出现在关于封侯的争论上。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匈奴有五位王前来归降汉朝。刘启想要封这五个人为侯，以吸引更多的匈奴人来降。周亚夫反对：“彼背其主而降，陛下封之，何以责人臣之节乎？”
刘启这次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他下令封那五名匈奴降将为侯。周亚夫的脸色当场就变了，但他没有再说什么。他已经看出来了，皇帝不再需要他那些忠言逆耳的劝谏了。
不久之后，周亚夫称病，不参与朝政。刘启顺水推舟，免去了他的丞相之位，另选他人为相。君臣之间的默契与信任，在这一刻已经彻底断裂。
又过了一年多，刘启想要封王皇后的兄长王信为侯，怕周亚夫再出来挡，就先把已经免相的周亚夫召进宫里赴宴，想看看这个老臣还有几分顺从。
但刘启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景帝后元元年，刘启在宫中设宴，召周亚夫入宫。周亚夫到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案几上放着一大块肉，没有切开，没有调味。他的面前没有摆筷子。满座的宾客都有筷子，唯独他没有。
周亚夫站在那里，看着案上那块肉，又看了看四周那些低头不语的大臣们，心中已然明白了一切。他没有怒发冲冠，只是沉声对身旁的侍者说：“取一双筷子来。”
刘启坐在上首，看着这一幕，冷冷地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此非不足君所乎？”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难道这里还不够你吃的吗？你还要筷子干什么？
这句话中的羞辱之意，已经不加任何掩饰了。周亚夫摘下了自己的官帽，跪在地上，向刘启顿首，没有说任何辩解的话，然后站起身来，转身大步走出了宴席。他走得很稳，步履没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刘启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殿门之外，目光冷得像一块冰。
宴席不欢而散。
周亚夫回到家中后，便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了。皇帝的羞辱，往往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第一阵风。真正的雷霆，还在后面。
果然，不久之后，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购置了一批甲盾。那是准备给周亚夫陪葬用的。按照汉律，私人购置甲胄和盾牌数量过多，可以被视为谋反的证据。有人告发了这件事。廷尉府立即派人将周亚夫逮捕入狱。
在狱中，周亚夫面对审问，始终一言不发。他不辩解，不求饶，不认罪，也不喊冤。他像一个被俘的将军一样，守住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廷尉问他：“君侯为何谋反？”周亚夫回答：“我儿所买者，乃葬器也。何谓反？”廷尉接下来的那句话，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君侯纵不反于地上，亦欲反于地下也。”
周亚夫听完这句话，忽然笑了。那不是释然的笑，而是一种带着深重疲惫的、彻底绝望的笑。他不再说任何一个字，拒绝进食。五天后，他在狱中呕血而死。
消息传到宫中时，刘启正在批阅奏章。他听完内侍的禀报后沉默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如释重负，还是隐隐作痛，这些都已无从知晓。他放下笔，对前来报信的内侍说了一句：“知道了。厚葬之。”
周亚夫的灵柩被送出了长安城，是役夫抬着走的。没有鼓乐，没有仪仗，没有前来祭奠的同僚，只有几名狱卒沉默地押送着他的遗体，走过了那条他曾经骑着高头大马、率领千军万马入城时走过的路。七国之乱的那场血战、细柳营的威名、丞相府中那些威严的面孔，都被黄土掩埋在了地下。一只瓦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