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家倒台后的第一个春天，刘询做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都没想到的事。
他没有大兴土木，没有选秀纳妃，没有封赏有功之臣。他把全国一百多个郡国的年度考核文书全部调入了尚书台，堆满了一整间偏殿的案架。然后他坐在那间堆满竹简的屋子里，一份一份地看，看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他下了一道诏书。
这道诏书有三项内容：第一，各郡国太守及县令，凡考核连续两年评为下等者，就地免职；第二，所有即将赴任的地方官，必须入宫面圣，由皇帝亲自问对，合格者方可上任；第三，从即日起，每年秋季各郡国上报治绩，由尚书台与丞相府联合复核，弄虚作假者从重处罚。
诏书下达后，朝堂上安静得有些异样。没有人出班反对，霍光的阴影已经散了，现在坐在御座上的是天下真正的主人。但也没有人急着表态，因为所有人都在盘算同一件事：这道诏书意味着以前那种给上官送礼、在考核册上做手脚、混日子也能升迁的路，被彻底堵死了。
第一个被叫进便殿的是颍川太守黄霸。
黄霸是循吏出身，在地方上做了十几年官，以清廉能干著称。他进殿时不卑不亢，行过拜礼，便端端正正地跪坐在席上，等着皇帝问话。
刘询没有问他经义，没有问他刑律，没有问他那些写在奏章里的漂亮数目。他低头看了看案上摊开的颍川郡考课册，然后抬起头来，问了一个让黄霸意外的问题。
“颍川今年的墒情怎么样？”
黄霸微微一愣，随即答道：“春旱。二月到四月只下了两场雨，比往年少了六成。”
“种了几茬？”
“主田一茬，坡地上的杂田补种了一茬荞麦，勉强能收。”
“亩产多少？”
“主田亩产两石三斗，坡地荞麦不到一石。”
“佃户交完赋税之后剩多少口粮？”
黄霸沉默了一瞬。他不是一个会被数目难倒的官员：他的郡府簿册里每个县有多少户、每户有多少田、每亩产多少粮，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但皇帝问的不是簿册里的数目。皇帝问的是粮仓底部的真相。
“折成粟米，”他说，“一户五口之家，交完赋税之后，剩不到十五石。吃到明年夏收，缺口大约三个月。”
刘询点了点头，又问：“市面上粮价多少文一斗？”
“往年丰年七八文。今年春旱之后涨到了十五文。”
“入冬之后有没有冻死过人？”
“去年冬天冻死了三个。两个是孤老，一个是有孩子的人家，男人病了半年，家里实在没有余钱买炭。”
刘询沉默了一会儿。三个冻死的人，在天子的考课册上不会出现。考课册上写的是赋税是否足额、案件是否办结、兵源是否征齐，那些都是给上面看的东西。但冻死的人，是下面的人活不下去的凭据。
他又问：“颍川狱中现在关着多少人？”
“三百四十二人。”
“多少已定罪，多少在审？”
黄霸心里一跳。这是一个任何郡守都不希望被问到的问题，因为在审的人数越多，说明积压越严重。但他还是如实答了：“已定罪者二百一十九人，在审者一百二十三人。其中有七人已羁押超过三年，尚未结案。”
刘询没有发怒，只是把那个数目默念了一遍，七个人，被关了三年还没有审完。不管最后有罪无罪，他们的家人已经等了三年。三年里等不来一个判决，比判决本身更折磨人。
“颍川的事，你管得不算差。”刘询把考课册合上，看着黄霸，“但你刚才说的那些数目，朕要你在三年之内全部提上来，墒情不好就想办法修渠，粮价高了就开仓平抑，积压的案件限期清理。三年之后，朕还在这里问你。到时候你要是还拿今天的数目来见朕，你就自己上书请辞。”
黄霸顿首。他走出便殿时后背都是汗。他不是紧张。他在地方上审过比这棘手十倍的案子，面对过比皇帝更不讲理的上司。他出汗是因为他忽然明白，坐在御座上的那个人，是真的懂下面的人是怎么活的。
刘询的治国之道，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霸王道杂之”。
这个词是他在与太子刘奭的一次争执中说出来的。刘奭当时十二岁，在太傅的教导下读了不少儒家经典，对父亲重用法家循吏颇有微词。有一天他鼓足勇气对刘询说：“父皇用刑太深，宜用儒生。”
刘询看了他一眼，放下了手里的奏章。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他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石头里凿出来的。“霸道”是法治，是赏罚分明，是让坏官不敢伸手、让刁民不敢作乱；“王道”是德教，是礼乐教化，是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尊严。两者缺一不可。只用一种药去治天下所有的病，那是庸医。
他说完，看着太子那张稚气未脱的脸，沉默了一会儿。
“纯粹的仁义道德，能喂饱边关的戍卒吗？一支只会背《论语》的军队，能守住河西四郡吗？”他摇了摇头，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乱我家者，太子也。”
这句话说得很轻，轻到只够被站在殿门口的司礼宦官听到。但那个宦官后来在私下里对人说，陛下的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沉沉的疲惫：像是在说一件他看得见、却拦不住的事情。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宣帝做了一件更深得民心的事：惦记着常平仓。
常平仓的道理很简单，丰年时官府按官价收购余粮，防止谷贱伤农；荒年时官府以平价出售存粮，防止粮价飞涨饿死人。这个制度在武帝时期就有了雏形，但施行得断断续续，直到五凤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才在边郡正式设仓。
他之所以对这个制度如此上心，是因为他记得一件事。在尚冠里的时候，有一年关中欠收，粮价从八文一斗涨到了三十文。
巷口的烤饼老翁因为买不起面，整整两个月没有出摊。他每天路过那个空荡荡的摊位时都会停下来看一眼，那张油腻发黑的案板上落了一层灰，摊子后面的小凳子上不再坐着那个总是笑嘻嘻的老人。后来他打听到，老翁把仅有的一点积蓄都买了粮，自己一天只喝一碗稀粥。他是熬过来了，但他的老伴在那个冬天没有熬过去。
这件事许平君也知道。那两个月里她每天做饭都会多做一小碗粥，让他端到老翁家里去。老翁接过粥碗的时候从来不说谢谢，只是低着头，拿袖口擦眼睛。
刘询现在坐在未央宫里，不需要自己买面了。但尚冠里还有三千条巷子，每条巷子里都有卖烤饼的老翁。他不能让每一个老翁都不挨饿，但他可以让挨饿的人少一些。常平仓就是他的答案。
亲政之后他做的另一件事，是重新提拔丙吉。
丙吉那时已经老了，头发全白，走路需要拄拐。他在朝中的位置一直不高，霍光活着的时候，他虽然举荐过刘询，但从不以此自居，更不主动揽权。霍光死后，他依然安安静静地做他的光禄大夫，不争不抢，像三十年前在郡邸狱里那样，默默地站在阴暗处守着什么东西。
刘询把他召进便殿，亲自给他端了一碗茶。丙吉接过来，手抖得茶水洒了半碗，沿着碗沿往下淌，滴在他的官袍上。
“丙公，”刘询看着他，“你当年救朕的时候，朕还不会说话。现在朕会说话了……”
他顿了一下。便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窗外的阳光透过竹帘洒进来，在青砖地面上画出一道道细细的光线。
“朕只问你一件事。胡组和郭徵卿，还活着吗？”
丙吉低下头去，茶碗在他手中微微发颤。过了很久，他说：“回陛下，胡组已经过世多年。郭徵卿也已在几年前过世了。她的后人还在，臣一直照看着。”
刘询沉默了很久。他想起那个女人的手掌：粗糙、温暖，把他从稻草堆里抱起来贴在胸口，奶水洇湿了衣襟，她的声音低低地哼着什么不成调的歌。
“找。”他说，“把她的后人找来。把当年所有在郡邸狱里照料过朕的人，都找来。活着的，赐爵封赏；死了的，厚赏其家。”
郭徵卿没能等到这一天。刘询下诏寻访她的后人，赐了钱帛，又在长安城赐了一处宅邸。接她的家人入城那天，来的是她的儿子和孙子。刘询站在便殿门口远远望着，没有上前。他已经不是那个会哭着要奶吃的孩子了。他们也不会认得他。
但他还是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直到那几辆车马消失在巷子尽头。
当天晚上，他独自坐在便殿里，面前摊着一片发黄的竹简。那是丙吉带来的郡邸狱旧囚册中的一页。竹简已经发脆了，边缘磨出了毛边，上面的墨迹褪成了浅灰色，但字迹还看得清。上面只有一行小字，是当年狱吏随手记下的：
某年某月，收系一名婴孩，无名，狱中呼为病已。
他伸手抚过那行字，从“收系”到“无名”，到“病已”。这几个词曾经定义了他的一生。
现在，是他来定义这三个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