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刘彻亲政的第二年。
他重新把董仲舒召到了长安。这一次不是在便殿里私下召见，是在大朝会上，当着百官的面。董仲舒比几年前老了不少，胡子白了一半，走路的速度慢了些，但说话时眯着眼睛的习惯还在。他在朝堂上站了将近一个时辰，回答了皇帝一个问题，又回答了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刘彻问的不是泛泛的治国之道。他问得具体：如何选官，如何养士，如何让天下人都知道朝廷要什么。董仲舒一一作答。他的话后来被整理成三篇奏章，史称“天人三策”。
第一策说天人感应：天不是沉默的，天会降下灾异和祥瑞来回应人间帝王的作为。所以皇帝不是最高裁判。天才是。第二策说更化改制：汉朝承秦制，秦制苛暴，虽然高帝约法三章、文景与民休息，但法度没有从根本上改过。他建议“更化”：不是推翻重来，是从根基上一件一件改。第三策说了那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话：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朝堂上安静了一瞬。董仲舒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要罢黜的不仅是黄老之学，还有法家、纵横家、墨家、名家，一切不在儒学范围内的学问，都要清除出朝廷的教化体系。
御史大夫公孙贺站了出来。他在边境做过郡守，带过戍卒，和匈奴的小股骑兵交过手，说话不喜欢拐弯。他说：陛下，董先生的建议好是好，但太急。天下人读什么书、信什么学问，不是一道诏书能改的。何况黄老之学在朝廷里根深蒂固，窦太皇太后虽然不在了，她提拔的人可以罢免，但黄老的根基还在各郡各县。如果硬来，会出乱子。
刘彻看了他一眼。不是不悦，是判断，判断这个人说这句话的动机是什么，站在谁的立场上。他判断公孙贺说的有道理，但方向不对。他不是要立刻清除所有学派。他要的是一个方向。先立后破。先把儒学立起来，别的慢慢退。
他没有当场裁决。退朝之后，他把董仲舒和公孙贺同时叫到了便殿。三个人在便殿里谈了一个下午。出来的时候，公孙贺的脸色比进去的时候缓和了很多。董仲舒的脸上则多了一丝疲惫，他赢了，但赢得不彻底。刘彻采纳了他的核心建议，但推进的方式比他预想的要温和得多。
一个月后，诏书下：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于长安。诏书的措辞很谨慎，没有提“罢黜百家”，没有提“黄老”，只说“广教化，育贤才”。太学的第一批学生只有五十人，由各郡国推举，年龄在十八岁以上，资质优异者优先。五十个人，在长安城数万人口中不过沧海一粟。但消息传开的时候，从齐地到蜀地，从代北到会稽，无数读书人在灯下收拾行囊，等待下一批名额。他们知道风向变了。风向变了意味着什么，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但没有人怀疑一件事：冬天过去了。
太学设在长安城南，不太大，几排瓦房，一个讲坛，几棵新栽的柏树。但它的位置在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上。这条线贯穿未央宫、城门、太庙和南郊的祭坛，现在加上了一座学府，像是有人在帝国的脊柱上钉了一颗新的钉子。
董仲舒没有留在长安。他被外派了，去江都国做国相。这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算不上荣耀的安排，但也算不上冷遇。刘彻用一种既用他又不完全依靠他的方式安置了他。董仲舒没有怨言。
他走的那天，长安起了风。他坐在一辆租来的牛车上，车板上堆着几捆竹简，竹简包在旧布里，用草绳捆得仔仔细细。他的妻子坐在他旁边，怀里抱着一只装针线的小木箱。牛车缓缓驶过长安城的街道，路过太学的门口。门匾上的漆还没干透，在日光下泛着新鲜的暗红色。董仲舒看了一眼那块匾，然后转过头，看着前方的路。他什么也没有说。但他知道，那块匾比他这个人重得多。
董仲舒走后的第三天，刘彻在未央宫里铺开了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和上林苑别馆里那张旧图不一样。旧图粗疏，线条潦草，大片的区域标注着“未知”。眼前这一张是重新绘制的，刘彻亲政后的第一年就下令从边境各路关隘收集情报，派斥候深入草原，记录水源、草场、匈奴各部的活动范围和季节迁徙路线。这张图上已经没有什么“未知”了。每一座山都画了高度示意，每一条河都标了水量和冬季是否冰封，每一个匈奴王庭的位置都打了圈。圈最密的地方在阴山以北，那里是匈奴单于的王庭所在。
丞相田蚡、御史大夫韩安国，并大行令王恢等几个近臣被召进了便殿。殿门从里面闩上了。门外站着卫青亲自挑选的羽林卫，任何人不经传召不得靠近便殿二十步以内。
刘彻没有坐。他站在地图前面，手里握着一根细长的竹棍。竹棍的尖端点了点阴山以南的一个位置，马邑。
“马邑。”他说，“从这里到单于王庭，骑兵全速奔袭需要多久？”
丞相田蚡皱了皱眉。他是刘彻的舅舅，王娡的同母异父弟。他的眉头皱起来的时候，整张脸上就只剩那两道竖纹。“陛下想诱敌南下？”
“诱敌南下，关门打狗。”刘彻把竹棍从马邑划到雁门，又划到代郡，画了一条弧线。“马邑在东，雁门在西，代郡在北。如果单于真的带主力南下，用马邑做诱饵把他引进来，雁门和代郡两面合围，他在河套以北的草原上，无险可守，退路一断，插翅难逃。”
田蚡没有说话。殿里的其他几个将领也没有说话。他们盯着地图上那条弧线，手指在袖子里比划着里程。雁门到马邑有多远？代郡到马邑呢？如果合围的口子合不拢，单于从缝隙里溜出去，几十万大军就会变成一场笑话。
“主力和兵力够不够？”韩安国开口了。他是御史大夫，早年在梁国带过兵，打过仗，不是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人。“雁门、代郡、上谷的驻军加上调动的车骑步卒，能凑出多少？”
“三十万。”
“单于呢？”
“情报说十万。”刘彻看着他的眼睛，“三十万打十万，而且是埋伏。只要合围的口子合得上，就没有打不赢的道理。”
殿里再一次陷入沉默。地图上的弧线在烛火下泛着暗黄的微光，像一条还没有来得及收紧的绳套。田蚡从地图前退了两步，在案旁坐下。他看起来不如刚才紧张了。也许是被三十万这个数字说服了，也许只是不想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如果合围成功，”他说，“那这一仗打完，匈奴五十年内不敢南下。”
“不只是不敢南下。”刘彻把竹棍放在地图上，转过身看着殿里的人。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当当地落在殿中的寂静里，像是把钉子一颗一颗敲进柱子里。“是让他们知道，从今天起，攻守转了方向。不再是他们来抢，我们去追。是我们打过去，他们跑。跑多远，追多远。追到阴山以北，追到漠北，追到他们连跑的能力都没有为止。”
没有人说话。殿外有风吹过宫墙，把槐树上的枯枝刮断了一根，啪一声坠在石板地面上。殿内烛火跳了两跳，稳住了。
当天夜里，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开始在便殿的密室里起草。参与起草的只有五个人。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被反复斟酌，谁去打前锋，谁守合围的口子，谁的部队在哪个时辰到达哪个位置。地图上的那条弧线被画了一遍又一遍，画到后来，笔墨几乎刺穿了帛面。
刘彻最后一次看那份计划是在一个深夜。他坐在便殿里，窗外月光很亮，把院子里的石阶照得像铺了一层雪。他看着帛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标注，手指沿着那条弧线缓缓划过，从马邑开始，往北，往更北。他在这条线上看到的不仅是一场伏击战，而是一个更大的版图。马邑是第一步。拿下河套。然后河西。然后西域。然后漠北。每一步都已经有人替他去探路了，张骞，那个七年前从长安出发便杳无音讯的人。
他不知道张骞此刻在哪里。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在走。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不需要等了。弓箭已经搭在了弦上，手已经扣住了弓弦，他只差最后一步，拉弓放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