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夏天比长安来得早，也比长安更闷热。
贾谊到达长沙国时，已经是这一年的初夏。驿道两旁的水田里，稻禾正绿得发亮，农人们赤着脚踩在水田里，弯腰插秧，偶尔抬起头看看这支从北方来的车队，然后又低下头去，继续手上的活计。
长沙王的府邸在临湘县城，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城墙是夯土筑成的，有些地方已经长出了青草。王宫比代国的王宫还要简朴，只有前后三进院落，连个像样的花园都没有。
贾谊被安排住在王宫东侧的一所宅子里，院落不大，但还算清静。院中有一棵老槐树，树干很粗，一个人合抱不住。树荫下一口井，井水清凉。他第一天到这里时，在井边站了很久，低头看着井水中自己的倒影。那是一个面容清瘦、眉头紧锁的年轻人，才二十六岁，眉眼却已经沉了下来，与几年前在长安朝堂上慷慨陈词的年轻博士，仿佛已是两个人了。
长沙王吴著是异姓长沙王吴芮的后人，袭封到这一代已经五世，年岁不大，性情却极疏懒。太傅的职责是教导王爷读书明理，并无太多实务。贾谊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刘发讲《诗经》《尚书》《春秋》这些经典，偶尔也讲讲治国之道。但一个十岁出头的孩子，对这些东西的兴趣终究有限，听着听着就走神了，看着窗外的鸟发愣。
贾谊也不勉强他。讲完了该讲的课，他便回到自己的院子里，读书、写文章、发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有时候，他会在夜里独自走出院子，在临湘县城的街道上走一走。南方的夜晚比北方潮湿，空气中带着草木腐烂的气息。街上早已无人，只有几只野狗在墙角徘徊。他沿着城墙走，走到城门口，看着紧闭的城门，想象城门之外的世界，往北，是荆州；再往北，是洛阳；再往北，就是长安了。
他有时候会想：长安那边，现在是什么样子呢？陛下是否还记得，在长沙有这么一个人？朝堂上的那些事，没有了他贾谊，是不是照样在运转？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他只能继续走，走回那棵老槐树下，走回井水边，走回那间点着一盏油灯的书房里。
他给刘恒写过信。
信很长，写在竹简上，一字一句，工工整整。他在信中汇报了长沙国的近况，也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不敢明着抱怨自己被外放的处境，只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些许渴望，渴望被召回长安，渴望再次站在陛下面前，把那些还没有说完的话继续说下去。
信送到长安，石沉大海。
他又写了一封，依然没有回音。
第三封，他不再写那些拐弯抹角的话，直接写道：“臣虽在远方，未尝一日忘陛下。愿陛下察臣之心，召臣一晤。”
这一次，他等来了回应。
但那不是召他回京的诏书，而是一封刘恒的亲笔回信。信很短，只有几句话：“贾生近况如何？长沙卑湿，善自珍重。朕一切安好，勿念。”
贾谊把信读了五遍，然后小心地折好，收在怀里。
陛下没有忘记他。但陛下也没有召他回去。
他不知道的是，刘恒不是不想召他回去，而是觉得时机未到。贾谊的那些建言（削藩、改制、定礼乐）都是得罪人的事。如果现在把他召回长安，推到前台，他势必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那些被削藩触动了利益的诸侯王，那些被改制触犯了旧例的老臣，都会把矛头指向他。
刘恒不想让他成为靶子。
所以刘恒把他放在长沙，让他等着。等那些阻力慢慢消退，等朝中的风向渐渐转变，等他老了、磨钝了、或者朝堂上的那些人已经忘了他是谁的的时候，再把他召回来。
但刘恒没有想到，贾谊没有等到那一天。
贾谊在长沙住了整整三年。
三年里，长沙国的草木枯荣了三次。老槐树春天发芽，夏天枝繁叶茂，秋天落叶满地，冬天只剩光秃秃的枝干。贾谊每天从树下走过，看着这棵树的变化，像是在看着自己的生命也在这样一圈一圈地流转。
他的身体不如从前了。长沙潮湿的气候让他的关节时常疼痛，每到阴雨天，膝盖便酸胀难忍。他本来就不算强壮，如今更显清瘦，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只有那双眼睛，偶尔谈及政事时，还会亮起当年的光芒。
长沙王刘发渐渐长大了一些，开始能听懂贾谊讲的道理了。有一次，贾谊给他讲《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刘发忽然问：“太傅，我父亲是不是一个好皇帝？”
贾谊愣了一下。他想了想，说：“陛下是一位仁君。”
“仁君是什么意思？”
“仁君就是……他知道百姓的日子不容易，所以他尽量不去折腾他们。”
刘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那太傅为什么不在长安辅佐我父亲，要到长沙来呢？”
这个问题，贾谊没有回答。他只是摸了摸刘发的头，说：“殿下，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
那天晚上，贾谊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月光从槐树枝叶的缝隙中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层碎银。他手里握着一卷竹简，却没有打开。
他想起刘恒曾经对他的那些承诺，不是语言上的承诺，而是目光里的承诺。那个皇帝看他时，眼神里有一种别处看不到的东西：欣赏、期待、信任。他相信刘恒是真心想用他的，只是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这一点。
他隐约猜到了那是什么。
是他自己。
他太急，太直，太不会迂回，太不懂得在一个复杂的权力体系中保全自己。他以为只要道理是对的，就应该立刻去执行；他不知道在道理正确和执行之间，还有一座叫做“政治”的山要翻。
也许陛下把他放到长沙来，不只是为了保护他，也是在等他变得成熟一些。等他学会不再那么尖锐，学会等待，学会在必要的时候沉默。
可是，沉默和等待，对他来说，比死亡还难熬。
文帝六年，长安终于来了诏书。
诏书上说：召长沙王太傅贾谊，入京觐见。
贾谊接到诏书时，手在发抖。他跪在地上接旨，站起来时眼眶已经红了。他没有哭出声，只是转过身去，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离开长沙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湘江上，水面泛着金色的波光。他站在船头，看着临湘县城的城墙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
他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快，像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正在回家的路上。
但这条路，比他想像的要短，也要长。
回到长安之后，刘恒在未央宫的宣室殿召见了他。
君臣相见，彼此都沉默了一会儿。刘恒看着这个几年前还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脸上的棱角更分明了，鬓边也添了几根白发。刘恒忽然觉得有些愧疚。
“贾生，你在长沙受苦了。”
贾谊跪在地上，声音有些发涩：“臣不苦。臣在长沙，每日思念陛下，只愿陛下圣体安康。”
刘恒没有再说什么寒暄的话。他让贾谊起身，赐座，然后问了一个让贾谊意想不到的问题：“贾生，朕近日读了一些关于鬼神的事。你说，鬼神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贾谊愣住了。
他千里迢迢从长沙赶回长安，心里准备了无数的话要对陛下说：诸侯王的问题、匈奴的问题、法令的问题、民生的问题。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倒出来。可是陛下问他的是：鬼神之事。
他没有让自己失望的情绪流露出来。他定了定神，开始回答刘恒的问题。他从上古的祭祀制度讲起，讲到《周礼》中关于鬼神的记载，讲到圣人设教、以神道设民的道理，一直讲到深夜。
刘恒听得很入神。他不断地问问题，贾谊不断地回答。君臣二人谈了一整夜，直到窗外的天色泛白，烛火燃尽。
后世有人读到这段故事，写了一首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但那天夜里，贾谊离开未央宫时，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想：陛下问我鬼神之事，或许不是为了谈鬼神本身。他是想用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来试探我，看我是否还像从前那样锋芒毕露，还是已经学会了克制与分寸。
也许陛下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重新接近他，而不是一下子就回到当年那种无话不谈的状态。
贾谊走在长安清晨的街道上，晨风吹在他脸上，凉丝丝的。他吸了一口气，加快了脚步。
他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与刘恒最长、也是最后一次长谈。
那一夜的长谈之后，刘恒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
梁怀王刘揖是刘恒最小的儿子，也是他最疼的一个。梁国地处中原，辖境富庶，战略位置重要，北接赵国，东连齐国，西屏关中，是拱卫长安的重要屏障。将贾谊放到梁国，让他辅佐自己最心爱的儿子，这是刘恒能给出的最重的信任。
贾谊自然也明白这一点。他感激陛下的知遇之恩，于是尽心竭力地教导刘揖，把自己关于治国、为人、处世的全部学问，一点一滴地传授给这个少年。他在梁国住了下来，每日与刘揖相伴，读书、论事、习射、骑马。刘揖聪明好学，对这位博学的太傅也十分敬重。师徒之间相处融洽，贾谊甚至一度觉得，也许这就是他最终的归宿了，在梁国安安稳稳地做他的太傅，把这位小王爷培养成一代贤王。
然而命运没有给他这个结局。
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刘揖入朝觐见。返回封国的途中，不知是马匹受惊还是别的原因，他从马上坠落，当场身亡。
消息传到梁国时，贾谊正在院子里整理书简。驿站的信使狂奔而入，气喘吁吁地跪倒在他面前，说了一句他不敢相信的话：“太傅，王爷……坠马，薨了。”
贾谊手中的竹简掉落在地，发出一声脆响，碎成了几片。
他没有哭，没有喊，只是呆立在原地，像一尊石像。过了很久，他才机械地蹲下身去，一片一片地捡起那些碎裂的竹片，却怎么也拼不回原来的样子了。
贾谊开始陷入深深的自责。
他是太傅，太傅的职责是保护王爷、教导王爷。王爷出行，太傅应当随行；即便不随行，也应当叮嘱护卫小心谨慎。他没有做到。他让王爷独自走在路上，独自面对危险，独自坠马而死。
他在心中一遍一遍地拷问自己：如果我当时跟着他，会不会拉他一把？如果我多叮嘱几句，护卫会不会更小心一些？如果我更尽心一些，王爷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正是因为没有答案，它们才像一根根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日夜不停地刺着他，让他不得安宁。
他给刘恒写了一封请罪书。
他在信中写道：“臣为太傅，不能护王爷周全，致使王爷坠马而亡。臣之罪大矣。请陛下治臣之罪，臣无怨言。”
刘恒看了信，沉默良久。他没有治贾谊的罪，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都不是贾谊的过错。坠马是意外，谁也料不到，谁也防不住。但他也没有召回贾谊。他只是在回信中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让贾谊继续留在梁国。
然而贾谊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留在梁国了。
每一次走过梁怀王曾经住过的院落，他都会想起那个少年的笑脸；每一次翻开那些曾经一起读过的书简，他都会想起王爷的声音；每一次独自坐在书房里，他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失败者的牢笼。
他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梦里又会出现刘揖坠马的那一幕，马匹惊嘶，少年从马背上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鲜血从耳朵和鼻子里流出来，染红了一地的尘土。他每次都在这个时候惊醒，浑身冷汗，心跳如擂鼓。
他的身体也垮了。本就因长沙的潮湿环境而落下的关节病更加严重，饮食也日渐减少。他瘦得厉害，衣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
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
文帝十二年，贾谊病重。
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偶尔会想起自己的一生。想起洛阳的童年，想起长安的意气风发，想起宣室殿里与陛下的长谈，想起长沙的潮湿与孤独，想起梁国的师徒相伴，最后，想起那匹受惊的马，和那个从马背上坠落的少年。
他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没有去长安，没有遇到陛下，没有说那些话，没有写那些文章，他会不会活得久一些？但他自己也清楚，让他重选一次，他仍然会去长安。
人的命运，就如同射出去的箭。箭离弦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头了。
那一年的夏天，贾谊在梁国去世，享年三十三岁。
他走的时候很安静。没有遗言，没有长歌当哭，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只有床头上搁着一卷竹简，那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修订的《新书》手稿。上面的墨迹已经干了很久，有些字迹还隐约透着当年在长安时的锋芒。
消息传到长安，刘恒沉默了。
他没有哭，没有哀悼，没有大张旗鼓地追封。他只是让人送了一份丰厚的抚恤金到贾谊的家人那里，然后一个人坐在宣室殿里，坐了很久。
后来有人整理文帝朝的文献时，发现了一份刘恒亲手写的手札。上面只有一句话：
“贾生之言，朕记之，未用之。朕之过也。”
这行字写得极轻，墨迹很淡，像是握着笔的人在想别的事情，又像是故意不让别人看得太清楚。
贾谊的灵柩被送回了洛阳老家。
出殡那天，天上下着小雨。送葬的人不多，贾谊生前官位不高，又远离长安多年，朝中故旧早已疏淡。棺木是好木料做的，那是刘恒命人从长安送来的，算是对这位英年早逝的才子最后的恤典。
棺木入土时，有人发现贾谊的遗物中有一卷竹简，用麻布层层包裹，放在枕边。打开来看，是刘恒当年写给他的那封短信：“贾生近况如何？长沙卑湿，善自珍重。朕一切安好，勿念。”
字迹是刘恒亲笔，笔画沉稳，一如他本人。贾谊将这封信带在身边，从长沙带到梁国，从梁国带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没有人知道他在临终前是否又读了这封信，也没有人知道他在读信时想了什么。但有人注意到，那卷竹简的边缘已经被反复摩挲得发亮，显然被翻阅过很多很多次。
消息传到长安时，刘恒正在批阅奏章。他听完内侍的禀报，笔停住了。
他没有说话，继续批阅奏章。但那一份奏章上的批复，只有两个字，却写了两遍才写对。第一遍写错了，他用笔涂掉，在旁边重写了一遍。
放下笔之后，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长安的秋色。天很高，云很淡，远处未央宫的屋顶上，有几只乌鸦在盘旋。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见到贾谊时的情景。那时候贾谊刚从洛阳来到长安，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站在殿中，目光清亮。他问贾谊：“秦朝何以失天下？”贾谊几乎没有犹豫，便说出了那句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的话：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那时的贾谊，多年轻啊。
刘恒站在窗前，站了很久。
他没有哭。帝王不能轻易落泪，这是他从代国时就学会的规矩。但他的眼眶微微泛红。
那天夜里，他让人把贾谊的《治安策》找出来，重新读了一遍。烛火跳动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当他读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这几句话时，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没有放下竹简。他继续往下读，一直读到深夜，读到烛火燃尽，读到窗外月落星沉，读到黎明的光从东方漏进来，照在他花白的两鬓上。
直到侍从换上新烛，轻声提醒他该歇息了，他才放下竹简，叹了一口气。那声叹息极轻，轻到没有人听清。但如果是贾谊在侧，他大概能听出那声叹息里的意思：
“贾生，你说的话，朕都记着。只是朕走得慢，你走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