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四年，冬。
咸阳宫的这场酒，是从午后开始的。
殿外的渭水已经结了薄冰，风从水面上刮过来，穿过廊庑，把殿门两侧的帷幔吹得一下一下地鼓动。殿里烧着炭，酒是温的，博士们跪坐在两列长席后面，面前摆着漆盘和耳杯，衣服的颜色深浅不一，有青的、有褐的、也有洗得发白的旧袍。他们当中年纪最大的已经七十多岁，最小的也有四十。
这些人大多来自齐鲁，也有赵、魏、楚地的旧儒，是被秦灭六国之后陆续征到咸阳来的。他们平日里没有多少事做，掌管着图籍、参议着礼制，偶尔奉命去各地辨一辨古碑上的字。
今日是岁末的宴。天子置酒，诏博士七十人入殿，前为寿。
酒行到第三巡，一个叫周青臣的人从席后起身。他是博士仆射，齐人，嗓音洪亮，说话时下巴微微上扬：“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这话说得极顺，席上有人轻轻点头。皇帝没有立刻作答。他坐在上首，手边的耳杯已经空了一半，灯烛的光落在他的面上，把眼睛下面的两道纹路照得很清楚。他四十六岁了，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
然后靠近殿门的一席上，有一个人站了起来。
他叫淳于越，也是齐人，做博士做了十二年。他的同伴伸手在他袖子上轻轻拉了一下，他没有理会。他走到殿心，跪下，以额触地，声音不高：“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殿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不是那种被冒犯的安静。是那种每个人都在心里飞快地掂量一句话有多少分量的安静。
周青臣先回过神，回过头来看他，脸涨得有点红：“淳于博士——今日是为陛下寿，你——”
“陛下，”淳于越仍旧跪着，没有抬头，“臣又闻，青臣面谀，非忠臣。”
这句话落下，殿中连酒杯挪动的声音都没有了。
皇帝的左手一直搭在膝上，此刻食指轻轻动了一下。他没有看淳于越，也没有看周青臣，目光落在面前那只已经冷了的耳杯上。过了几息，他开口，只说了三个字：“丞相议。”
李斯从丞相的席位上起身。他五十七岁了，背有些驼，走得慢，每走一步，腰间的绶带便轻轻晃一下。他在殿心站定，向皇帝行了一礼，又转向满殿的博士，声音平直，没有起伏：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他停了停，把话往深处推了一层：“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殿中有人低下头去。淳于越依然跪着，脊背挺得很直。
李斯转过身，面对皇帝，声音提高了一线：“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他说到这里，语气没有变，但殿中的每一个人都听懂了后半截的分量——“禁之便”三个字后面，跟着的是办法。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他念完，退回席上，坐下，把双手放在膝上，眼睛看着自己面前的地砖。
皇帝沉默了一会儿。
那段时间里，淳于越一直跪在殿心。他知道自己该退下了，可他的膝盖像是被钉在了那块砖上。他想说点什么——他想说，博士所职的《诗》《书》，本来就在宫里，烧的是民间的；他想说，齐国稷下的那些老书，是他二十岁上抄过的，纸墨还新；他想说，六国的史记里记着的事，秦国自己的《秦记》里也记着，只是不写。
这些话他一句也没有说出口。
皇帝抬起眼，看了他一下，又越过他，看向殿中那两列长席。那目光很平，像在看一排摆在架子上的竹简。然后他说了两个字：“准奏。”
宴到此处就散了。
博士们依次退出大殿时，天已经黑了。廊下的灯笼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照着他们脚下的影子。没有人交谈，没有人停下来等谁。淳于越走在最后，走到殿门外的石阶上时，周青臣从侧面快步过来，袖子一拂，从他身边过去了，没有看他。
那天夜里，淳于越回到自己的官舍，把箱箧里的竹简抱出来，在灯下一卷一卷地翻。他翻得很慢，翻到一处，就用指腹把那一行字摸一遍。天快亮的时候，他把它们重新捆扎好，码在墙角，用一块旧布盖上。
一个月后，官府的人来了。
那不是兵，是吏。领头的手里拿着一卷名册，进门先看墙角的箱子，然后让人把竹简搬到院子里。淳于越站在廊下，看着那些人把他的书一卷一卷地抱出去。他什么也没说。搬到一半，一个年轻的吏员从箱底翻出几卷用帛裹着的东西，展开一看，是抄了一半的《齐记》，字是淳于越自己写的，笔画还很嫩。那吏员看了他一眼，把帛卷也摞进了要搬走的那一堆。
“先生是博士，”那吏员临走时低声说了一句，“博士所职的书，不算私藏。”
淳于越点了点头。他没有解释那卷《齐记》不是博士所职，是他自己抄的。
烧书的地方在渭水边的一片空地上。
那是开春之后的事。各郡收缴上来的竹简一车一车地运到咸阳，先在城外的几处仓里堆着，堆到后来，仓里放不下了，就堆在仓外的场院上。竹简怕水也怕火，堆在一起有一股陈旧的、干燥的味道，混着木牍和帛书的气味，闻起来像是走进了一间很多年没有开过门的老屋子。
到了日子，吏员们把竹简分作十几堆，每一堆的中间先塞进干草和木屑，浇上油脂。点火是从最东边那一堆开始的。
最初的烟是白的，细细的一股，被河风吹得斜过去。然后是黑色。竹片在火里先是发出细碎的噼啪声，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小鼓，接着就爆开了，炸出一串很响的脆响，火星子往四面溅。捆竹简的绳子先烧断，那些竹片便散开，一卷一卷地塌下来，塌进火里。
火最盛的时候，半边天都是红的。渭水的水面上也被映出一层晃动的红，像是水里又烧起了一堆火。咸阳城里有人在自家的院墙上坐着看，看了很久，直到眼睛发酸。
那场火整整烧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场院上剩下十几堆黑色的灰，灰里有些没有烧透的竹片，边缘焦黑，中间还留着半截字。风一吹，灰就散开，落在场院外的麦田里，落在人的肩上，也落在渭水的水面上，顺着水往东漂走了。
没有人去收拾那些灰。吏员们只在名册上写下了某郡送到多少卷、某郡送到多少卷，然后合上名册，回去交差。
押送本县禁书来咸阳的队伍里，有一个从楚地沛县来的小吏。他姓刘，名季，那年四十出头，在县里做亭长，管着十里地面上的人来客往。这次押送本来轮不到他——县里另外派了人，走到半路病了，才临时换了他。
他不认识字。名册上写什么，他只知道个大概；那些从各家各户搜出来的竹简，他更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他只知道一件事：那些东西很沉。一车装不了多少，走起路来吱呀吱呀地响，遇到上坡，人和牲口都得使劲。到了咸阳，交给仓里的人点数、登记，他按了手印，领了回程的口粮，就没事了。
他没有急着走。他在城外多待了一天，因为那天夜里火起了。
他站在离火堆三四十步远的地方，混在一群同样看热闹的人里。热浪一阵一阵地扑过来，把他的脸烘得发烫，眉毛边上的汗毛有一两处卷了。他看了一会儿，把袖子往上撸了撸，又看了一会儿。
他心里想的东西很简单。他想，这火烧得真旺，冬天要是有一堆这样的火，一村的人都冻不着。他又想，这些竹片烧起来的声音有点像爆豆子，比爆豆子还响。他想起沛县的集上有人卖炒豆子，一文钱一小把，他小时候买过一次，烫得直吸气。
然后他想起别的事：他这一趟差事还没领工钱，回去得找萧何问一声。
他没有想到别的。他这辈子读过的字不满一箩筐，竹简上刻的那些东西，与他隔着一层他从来不知道有多厚的墙。他在人群里站到夜半，觉得冷了，就回城外的驿舍去睡了。
那一夜过后，他牵着空车往南走，走了二十多天回到沛县。路上他遇见了几拨人，有逃役的，有做买卖的，也有和他一样押着空车往回走的。他跟他们搭话，说咸阳的火烧得有多大，说那边的面粉比沛县的白。没有人问他烧的是什么书。
他的名字在当时的天底下无人在意。咸阳宫名册上的那一栏，只写着“沛县，某月某日，送到，若干卷”。
书烧完了，事情没有完。
秦国的史官署里，博士们照着诏令把应当留存的书抄录副本，收入国家藏书。抄书是苦役，一天抄不了几卷，抄错一个字，整片竹简就得换掉。有些老博士一边抄一边流眼泪。也有一些人抄得很仔细，笔下的字比平日里写的还要端正。
民间的事不是一纸诏令就能办完的。有人的书烧了，有人的书藏了。藏的办法很多：墙里砌一层夹壁，把竹简竖着插进去；地窖的角上挖一个坑，用陶瓮装好，瓮口封上厚泥；也有的把竹简拆开，一片一片混进柴堆里，等风头过去再找出来。三十日的期限到了，吏员们挨家挨户验过一遍，交上来的名册上写的都是“无藏”。
真正的书，后来大多是从这些夹壁和陶瓮里出来的。那已经不是这一朝的事了。
焚书令下过一年，咸阳宫里又出了一桩事。
这事起于两个方士。一个叫侯生，一个叫卢生，都是燕齐之间来的人，会说一些海上的事，也会说一些占候望气的话。他们曾经很得宠——皇帝巡游的时候，他们跟随在侧；皇帝要什么药，他们便说要到什么地方去求。可是药一直没有来。钱花了很多，人出去了一趟又一趟，带回来的都是些含糊的话。
他们知道不能再含糊下去了。秦法严苛，欺君是要死的。
两人在咸阳城外的一间客舍里坐了一整夜。灯很小，窗纸破了一角，风从那个角上钻进来。他们把该说的话都说了，最后决定走。走之前，他们还要说一段话——不是说给皇帝听，是说给那些同在咸阳的方士们听，好让众人知道他们不是骗了钱逃走的。
他们说：始皇帝这个人，天性刚戾自用。他从诸侯起家，并了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没有人比得上自己。他专用狱吏，狱吏得到亲近；虽然有七十个博士，只是备员弗用。丞相和大臣都只是领了命令办事，一切听皇上裁断。皇上还喜欢用刑杀来立威，天下人怕得罪，只想保住俸禄，没有人敢尽忠。
皇上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一天比一天骄；臣下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谄媚。这样的局面下，怎么能求到仙药？——最后一句是：“我们不能为他求药了。”
说完，两人趁夜出了城。
侯生卢生不知道的是，他们说的那些话，皇帝其实早就听过一遍了——只是说法不同。
就在两年前，卢生从海上回来，献上了一卷《录图书》，说那是从一位神人手里得来的。图上画的是一片北方的山河，注释都是些看不懂的古字。皇帝让人把它译出来，译到最后，有一句话留在了所有人的心里：“亡秦者胡也。”
那年冬天，蒙恬奉诏率三十万北击匈奴。秦军出上郡、过榆中，一路把匈奴赶过了河，收复河南地，设四十四县，又沿河筑起亭障。第二年，蒙恬继续北上，把燕、赵旧日的那几段边墙连起来，随山势起伏，堑山堙谷，从临洮一直修到辽东。
那时候，没有人会想到“胡”这个字究竟指谁。皇帝以为是北边的胡人。后来的事，人们才知道，那个字落在了一个孩子的名字上。
这段话很快就传到了宫里。
皇帝正在读一份关于驰道工程的奏章。他读完了那一句，没有立刻发火，只是把奏章放在案上，把手里的笔搁回笔架。笔尖上凝着的墨滴落下来，滴在案面上一片空白的竹简上，洇开一团黑。他看了那一团黑很久。
然后他下诏：御史按问诸生。
所谓诸生，是那些在咸阳的文学方术之士。他们被一批一批地传去问话，问的是谁传的话、谁附和过、谁与侯生卢生有过来往。问话的地方在宫城西侧的一处院落里，进去的人出来时脸色都不好看。
问到最后，供词牵连出四百六十多人。其中确实有侯生卢生的同伙，也有不少只是说过几句抱怨的话——抱怨药求不来、抱怨公子们不得封、抱怨官府的差役太急。也有一些人什么也没说过，只是与某个说过话的人喝过一次酒。
皇帝下诏：坑之咸阳。
行刑的地方在咸阳城北的一处沟壑里，离渭水不远，是平日里弃置死畜的地方。那一天早晨下了雾，很大，站在沟边看不清沟底。人被一批一批地推下去，土是从两边坡上铲下来的，铲土的声音闷而重，一下，又一下。
关于那一日，后来的记载只有一句话：“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书里没有写那些人的名字。四百六十多个名字，一个也没有留下来。
行刑之后的第三天，扶苏从宫外进来请见。
他那时住在咸阳宫的东偏殿，每天读书、练剑，偶尔被父亲叫去问几句北边军报上的事。他二十九岁了。他进殿的时候，皇帝正在看一幅东郡送来的舆图，图上画的是黄河改道之后新淤出来的滩地。
扶苏跪下请安，起身之后没有立刻退出去。
“有事？”皇帝问。
“儿臣有一言。”扶苏说，“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陛下察之。”
他说得很稳，也很短——他早就想过这话该怎么说，删掉了所有可能刺人的词，只留下“恐天下不安”四个字作为分量。
殿里静了一会儿。
皇帝把手里的舆图放下，抬起眼来看他。那一眼没有什么情绪，像是在看一件摆在案头很多年的旧器物。扶苏在这个目光下面站了很久，久到他开始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
“你懂什么叫天下。”皇帝说。
这不是问句。
“北边缺一个监军。”他接着说，“你去上郡，和蒙恬一起。”
扶苏愣了一下，然后伏地叩首：“儿臣领命。”
他退出去的时候，脚步比进来时慢。走到殿门外，他停了一停，回头看了一眼。殿里已经又安静下来，只有翻动竹简的声音。他没有再进去。
十天后，扶苏的车马出了咸阳，沿着直道往北去，越走越荒，最后走进上郡的风沙里。他带走的行李很少：两箱书、一柄剑、几件换洗衣裳。他临走前把东偏殿里那几架竹简都捆好，交给了一个老内侍，说等回来再看。那些竹简后来一直放在原处，谁也没有动过。
焚书的和坑儒的这一年，帝国北方和南方的几件大事都办成了。
蒙恬从上郡发来的军报说，匈奴北徙七百余里，河南地已设四十四县，沿河筑起了亭障。南边，任嚣和赵佗平定了岭南，设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谪徙的戍卒和赘婿、贾人五十万人留在那里，与越人杂居。西边，一条从云阳通往九原的直道正在山脊上掘进，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民夫在石崖上凿出的路面已经有几段可以走车了。
而在咸阳北面的原上，阿房宫的夯土台基一天比一天高。那是一处很大的宫，前殿的基址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以坐一万人，下面可以竖五丈的旗。台基的西侧，从北山运来的石料一堆一堆地码着，从蜀地和荆地运来的木材顺着渭水漂下来，在岸边被捞起来，剥去青皮，锯成方料。
与这座宫同时进行的，还有骊山。
骊山底下那座陵，从皇帝即位那一年就开始挖了。三十多年过去，挖穿了不止三层地下水，用铜具盛着，涂上漆，把水挡在外面。墓室里修了宫观、百官、奇器珍怪，搬到里面去的宝物装满了整整几十车。又让工匠做了机弩，谁靠近就射谁。以水银做百川江河大海，用机关让它流动；顶上画天文，底下铺地理。用人鱼的油点了灯，据说可以很久不灭。
这些事都是几十万人一起做的。
几十万人从哪里来？一部分是刑徒，隐官、城旦、隶臣，各郡送来的；一部分是征发的民夫，按户抽丁，一年一换，可很多人换不下来。他们住在工地边上一排一排的草棚里，一间棚睡十几个人。冬天草棚里结着霜，夏天棚里闷得像蒸笼。工地上每天都有被抬走的人，抬走之后，名册上划去一个名字，第二天从别处补进来一个。
三十五年这一年，两处工地同时在抽丁。北边修墙、修直道要人，南边新设的三郡也要人，阿房宫和骊山这边还要人。关中的户口册子翻来翻去，能抽的都抽过了。于是诏令往下压：七十余万人分作两处，一处修阿房宫，一处修骊山。又往北边调来石料，往蜀地、荆地调来木材——石料是用滚木一根一根从北山推到渭水边上的，木材是扎成筏子顺水漂下来的，漂到咸阳城外捞起来，剥皮、锯方、晾干，再运上工地。
运石的人一天走八里。走得慢要挨鞭子，走得快了脚下打滑，一滑就压断腿。断腿的人抬到棚里，棚里没有药，只有一碗热水。热水喝完，人还在；第二天再看，人就没了。
从蜀地、荆地运木料的人里，有一批是从南郡征来的。他们顺着渭水走了两个多月，一路上死了七个。到咸阳的时候，押送的吏员按名册点人，点到第七个空名字时顿了一下，没有抬头，接着往下点。
名册上的字写得很密，一个名字挨着一个名字，写满了就换一片竹简。这些名册后来大多没有留下来。留下来的只有那座台基——夯过的地方，土比别处硬，雨冲不动，草也长不进去。
骊山脚下的一个烧陶的窑场边，有一个叫黑夫的匠人。他的活是做陶俑的胳膊。俑是先把身子做好，再装上胳膊和头，装的时候要用泥浆粘，粘好之后放进窑里烧，火候不好就要裂。他一天做八条胳膊，做满一年可以换五十斤粟。
他有一个哥哥，前年在阿房宫的工地上被石头砸死了。他拿着官府给的一块木牍，去领了半石粟，把哥哥的名字从自家的户籍上划掉。划的时候他的手很稳，因为他已经练过一回了——再往前三年，他父亲也是在同一个工地上没的。
他没有恨过谁。他只是有时候做陶俑做得久了，会停下来，把手里那条泥胳膊举到眼前看一看，看看它的粗细和旁边那条是不是一样。他想，胳膊要一样粗，人却不能。
那些陶俑后来被一排一排地立在坑里，面朝东方。它们的胳膊粗细一致，表情各不相同，但都是照着活人的样子做的。
这一年，各郡往北边送人。
北边要人，因为墙要往东修，因为直道要从山里穿过去，因为河套上那些新设的县要有人守。北边送去的，有的是戍卒，按户抽丁，一年一换；有的是刑徒，判了城旦的、判了隶臣的，一送就是终身；还有些是被连坐的——一个人犯了法，他的邻里、他的兄弟，一并被编进了号。
队伍是一队一队往北走的。每队几十人，中间夹着两辆牛车，车上装口粮和工具。他们走得很慢，一天三十里。走到某一个村口，队里有人会往两边看——看路边的树下有没有坐着熟悉的面孔，看有没有人是从前一个村子嫁出去的姑娘。多数时候，什么也看不到。
路边的人也不说话，只是站着看。看队里的人走过去，看队尾那辆牛车走过去。有人会提着一只水罐跟出去很远，跟到吏员回头瞪她，才停下来，把水罐抱在怀里往回走。
咸阳的名册上，这些人的名字都记着。名字后面有一栏，写着这一个人是生、是死、还是逃。那一栏常常空着。空着的那些，过一个冬天，就会被一条横线划过去。
人不怕死，怕的是死了没有下落。可那时候连一只捎回家的鞋都没有。一个妇人如果想知道自己的男人是不是还活着，只能走几百里到上郡去问；问到了，管事的吏员翻一翻那本名册，然后用一句话回她：名册上没有他。
这一年，朝廷里也有人替这些人说过话。
李斯六十多岁了。他是这个帝国的丞相，是当年写下《谏逐客书》的那个人，是把六国的文字、度量衡、车轨一一归并到一套规矩里的那个人。可这些年他说话越来越少。他看着关中的粮仓一年比一年空，看着各地报上来的户口一册比一册薄，看着阿房宫和骊山两处工地同时在往关中各郡抽丁——他终于上了一封奏疏。
奏疏里说：关中之民，力竭矣。请暂停阿房宫之作，减省四边戍转，使民得以休息一年。
这封奏疏被退回来了。没有斥责，没有批示，只是退了回来。李斯再也没有上过这样的奏疏。史书里记下了那句话，一共五个字。
秦始皇三十六年，秋天。
这一年，东郡落下一颗陨石。
陨石砸在野地里，砸出一个不深的坑，周围的土被烧成焦黑。起初没有人当回事——天上有星星掉下来，古书上写着过。但几天之后，有人在石头上看见了字。
字是刻上去的。刻得不深，也不工整，像是有人趁着夜里摸到石头边上，拿硬东西一下一下凿出来的。
那七个字是：“始皇帝死而地分。”
这话传到咸阳的时候，皇帝正在准备第五次出巡的车马。他听完，没有发怒。他只是让人把使者带下去，然后一个人坐在殿里，把手边的竹简一卷一卷地翻过去，翻了很久。
第二天，他派御史去东郡。御史去到那里，把陨石旁边的村落一户一户地问过来，问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告发。回来的奏报上只有两行字：石旁居人若干户，无一人承认。
皇帝的批复很短：石旁居人尽杀之，燔销其石。
那一片地方的人被杀掉之后，陨石被架在柴堆上烧了三天。石头是烧不化的。烧过之后，它还是那块石头，只是黑了一层，被推到了附近的沟里。第二年春天，沟里长出了草，把石头盖住了。
但字留下来了。东郡的郡守把那七个字抄在一方木牍上，随奏报送到咸阳；这份木牍后来被抄进了档案，又被抄进了别处——那几年，凡是天上落下什么、地上长出什么、夜里有人听见什么，各郡都要报。报上来的东西大多荒唐，可一条也不会被丢掉。
秋天的时候，又有一桩。
有位从关东回来的使者在夜里经过平舒道。使者姓什么，后来的记载里没有写。他走的那条路两旁是一片荒地，路很窄，只够一辆车过去。他急着赶路，车走得快，车轴一直在响。
那人把东西递过来，说：“为吾遗滈池君。”
使者接了过去，正想问他是谁。那人又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
使者抬起头，路上已经空了。刚才站着人的地方，只有被风吹得贴在地皮上的枯草。他站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把手里那件东西举到眼前——是一块玉璧。天黑，看不清纹路，只觉得握上去很凉。
他把这块璧带回了咸阳，原原本本地把这件事奏了上去。
皇帝听了，很久没有说话。殿里的人都不敢出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声音很平：“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
意思是：山里的鬼，也就只知道一年之内的事。
退朝之后，他让人把那块玉璧送到御府去查验。御府的官吏把璧上的尘土擦净，对着册子找了一遍，找到之后，捧着璧来回报：这是二十八年皇帝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一块。
那一年的江水很急。他在湘山祠发过怒，命人伐光了湘山上的树，渡江的时候把这块璧投进了水里。八年过去了，璧又回来了。
皇帝把那块璧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一遍，又翻过去看了一遍。璧上的云纹和当年一样，只在边缘的地方多了一道细小的磕痕。
他把它放回匣中，合上盖子。
然后他召太卜来占了一卦。卦象出来，是“游徙吉”。
他坐在殿里想这两个字，想了很久。游，是走动；徙，是搬迁。这两件事他做过很多次，本来不必占卦。可这一次不一样——卦象说的好像不只是他自己。
他抬起头，问身边的内侍：“今年是哪一年？”
内侍答：三十六年。
皇帝没有再问。他站起来，走到殿门口，看着咸阳原上的黄昏。远处阿房宫的台基上还亮着灯火——那是夜里赶工的火把，一排一排，从台下一直排到台上。
他转过身，对身后的中车府令说了一句话：“明年，再出去走一趟。”